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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瞬间定格2022年的多样成都******

　　作者：钟茜妮

　　在文字产生以前，远古时代的人类用“结绳记事”来抵抗时间的荒芜，大大小小的结是古人回忆过去的唯一线索。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新闻承担起铭记时代的功能。

　　岁末年终，当我们再次亲临那些新闻现场，一个多重的成都扑面而来。在成都人挺身而出的英雄气里读懂平凡之善，在神舟飞天的壮阔时刻读懂“国之大者”，在疫情反复中读懂守护与温暖……它们或是一个成都人鲜活生动的故事，或是一群成都人秉承的价值理念和人生态度。

　　时光浩荡前行，每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在书写城市的未来。

　　燃：“高光时刻”背后的“奋起一跃”

　　这一年，成都有着许多“高光时刻”。

　　2022年是中国航天的“超级大年”。神舟飞天、夸父追日、墨子传信、天宫入轨……一个个重大航天项目在无垠的宇宙书写着中国式的独特浪漫，更长远的探索计划蓄势待发。这场飞天追日的逐梦之旅中，“成都造”始终是航天强国版图中不容忽视的一块拼图。位于成都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研究所贡献了多项设备与系统。“勇于创新、敢于胜利！”中国电科首席专家柴霖说，这是中电十所“十年磨一剑”锤炼的精神，也是“成都造”崭露头角的原因。

　　世界杯引爆的热潮方兴未艾，冠军便与成都来了场“互动”。12月22日，外交部消息，我国政府与阿根廷共和国就阿根廷在成都设立领事机构达成协议，同意阿根廷在成都设立总领事馆，这是阿根廷继上海、广州之后在中国内地设立的第三家总领事馆。

　　10月初，第五十六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四川成都落幕，高水准的比赛内容和办赛工作收获各方赞誉。“在这个美丽的球场里，你们让所有不可能变得可能。”国际乒联主席佩特拉·索林赞叹。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接受采访时难掩激动：“大赛成功举办很不容易，这是激动人心的一刻，是伟大的一刻，也是载入史册的一刻。”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成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释放经济活力。回望这一年，为神舟飞船护航的创新成都、“出海热”背后的开放成都、“新铁人三项”背后的活力成都……从不同角度折射出成都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勇气，也饱含着主动求变、守正创新的创造力。

　　“高光时刻”背后，是默默努力、积蓄力量之后的“奋起一跃”。

　　拼：守护市场商户、万家灯火的攻坚战

　　7月29日晚，两辆共载有1243张床垫的货车从位于成都崇州的厂房出发驶向成华区。此时，成华区正受到疫情冲击，谁提出了1243张床垫的需求？答案是19家成华区工业企业。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成都创新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经济发展模式，强化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努力把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为保障员工及企业需求，成都市区两级经信系统收集并协调解决闭环生产企业物资、用电用水等问题。

　　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的“主引擎”，稳住市场主体就稳住了经济基本盘、稳住了民生。2022年夏天以来，成都接连经历疫情反复、高温限电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千方百计保持经济稳定运行，助企纾困解难。成都着眼于行业领域、工厂车间的运行，也着眼于市场商户、万家灯火的温度。

　　回溯这一年，成都市各级部门和区（市）县兵不卸甲、马不离鞍，积极开展重大项目攻坚大会战和招商引智优化营商环境行动。空中客车飞机全生命周期服务项目落户双流、亿纬锂能加码经开区、蜂巢能源牵手东部新区；京东方成都车载显示基地项目、字节跳动西部中心、茂绿建智慧能源中心陆续开工……从2021年冬天到2022年春夏，一个个大项目纷至沓来，一个个“链主”企业接踵而至，一个个项目破土动工。到秋冬时节，奋战四季度、冲刺一百天的劲头更是在成都的大地上涌动。

　　鸣笛启程！一条穿山跨河的铁路大动脉横跨成昆。12月26日，新成昆铁路投入运行，成都至西昌、攀枝花、昆明列车旅行时间大幅压缩，这将是“一带一路”建设中连接南亚、东南亚国际贸易口岸的又一重要通道。

　　12月23日，簇新的凤凰山体育公园，在山呼海啸的“雄起”声中迎来首秀。2022中超联赛第32轮成都蓉城主场对阵中超领头羊武汉三镇，三万多张门票一抢而空，“赛事回来了”“成都回来了”，热情的观众用豪情万丈的口号向外界证明：成都的经济生活秩序回来了！

　　11月底，天府国际会议中心，全球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新型显示领域盛会在蓉开幕。借全球大会的平台，成都制造的“显示度”不断擦亮。

　　这一年，成都走出坚韧、走出奋发，也走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的勇气。

　　暖：有一种温度叫成都

　　这一年，还有一些温暖的时刻和值得铭记的面孔：他们是危急关头奋不顾身的救人英雄；是与病毒无数次过招的病毒“捕手”；是24小时与千万市民保持通话的人。

　　2022年6月18日早晨，一辆白色厢式货车，在成都三环路金牛立交至交大立交内侧主道，冲上绿化带，与一根监控电线杆相撞。司机被困，车辆很快冒烟起火，情况危急。紧要关头，过往的车辆一辆辆停下，施救的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向浓烟四起的事故车跑去，灭火器从各个方向传递而来……众人合力之下，司机最终成功得救。这是陌生人给予的友善，是危机时刻的英勇挺身，也是拯救生命的团结一致。

　　或许有人会问：与城市的宏观政策相比，这不是一件小事吗？其实，于微小露珠中折射彩虹，平凡之善反映的却是背后的不平凡之城。

　　艰难的日子里，总有一群人在默默守护城市。“您好！成都12345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在超过2000平方米的热线接听中心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每天近200人在岗，7×24小时在线，日均2万余通电话接入，这里常年与千万人“保持通话”。2022年，这里异常繁忙。多轮疫情、夏季高温等投诉和问询，以及所有关乎市民生活的大小事……这是成都市民最熟悉的民生热线。

　　城市安全运行，因为这群人始终坚守岗位。159679名微网格员先后参与了社区燃气安全入户排查“敲门行动 ”、迎峰度夏电力保供节电宣传、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志愿服务等重大专项工作，采集涉民生、安全等领域基础信息1232万余条，今年以来，已报送预警性事件200余万件，建立起全成都2100万人口基础信息底座。

　　一座城市的文明高度在于每一个人的文明程度，“平凡英雄”亦来自成都市民这个集体，是2100万人中的普通一员。成都要一步步地从“文明高地”迈向“文明高峰”，靠的是他们，更是他们身后的每一个人。

　　跨越时间的湍流，与成都，向未来。（钟茜妮）

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

提及中国古代货币，人们脑海里不禁浮现出经典的“圆形方孔铜钱”模样。若是定睛一看，环绕着方形孔洞赫然有四个大字——“开元通宝”，再配上铜币上的点点斑驳，来自一千三百余年前的古朴与厚重感扑面而来，仿佛唐代物产琳琅满目、商客络绎不绝的景象都由这一枚小小的钱币所见证。

然而，开元通宝只能在唐朝使用吗？

今人的印象里，货币只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政权的更迭，这个王朝创造的货币也便逐渐埋入深窖，或是进入古玩收藏家的柜阁，不复流通。就好比在当下，谁也不会在市场上掏出一枚民国银元去买东西。

事实上，这枚唐钱也有可能流通于明代市场。晚明人姜绍书在笔记中写道：“余幼时见开元钱与万历钱参用，轮廓圆整，书写端庄，间发青绿砾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传为杨妃以爪拂蜡模，形如新月。”（《韵石斋笔谈》）依照此人的描述，开元钱居然能在明朝正常使用。

这样看来，古代货币的生命力似乎比创造它的政权顽强许多。那么同理，鼎鼎有名的汉五铢会不会也曾畅行于唐人的生活之中？那些印有年号的“通宝”在改元换代之后命运又如何？古代朝代更迭时，前朝的货币都去哪儿了？

五铢钱，凭实力流通七百余年

中国古代的货币，长期是一种“金钱本位”，即较大数额的交易使用黄金，较小数额则使用铜钱。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铜钱往往更多地用作流通手段，也无疑更为重要。

以铜铸造钱币，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广泛流行起来。这一时期，列国形形色色的铜铸币，被学者归纳为四个体系，即布币、刀币、圜钱（也称环钱）和蚁鼻钱。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他废除了六国那些奇形怪状的货币，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成为全国通用标准。币制的统一，既是政治军事统一的结果，也是经济文化交往融合的诉求。

其实，秦国的货币也吸收了六国货币的一些特征，铢、两成为货币单位，圆形方孔成为货币的基本形制，并非始于秦始皇，是整个战国社会发展的结果。当秦半两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标准，更多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非新的开始。

秦二世而亡，西汉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秦制，“半两”之实已然不复：中国古代铜钱的名称，一开始是以重量命名，譬如秦的“半两”、汉的“五铢”。后来，这种名称渐渐和重量分离。秦半两原重半两，吕后二年（前186）就减为八铢，文帝五年（前175）减为四铢。按照“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汉书·律历志》）的标准来换算，这“半两”铜钱足足缩水了三分之二，掂量着手中铜币的重量，自然很难再将之与“半两”之名对应起来了。

西汉八铢半两钱。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而且，由于“秦钱重难用”，汉初允许民间私铸铜钱，那些坐拥铜矿的宠臣、诸侯也凭此机会一夜暴富。（《史记·平准书》）

譬如，文帝时期有个管船的小吏名叫邓通，和文帝关系很好，甚至在文帝病时，为他吸吮痈包。当邓通被人断言“当贫饿死”，文帝看不下去了，寻思自己怎么可能让邓通贫困致死呢？便大手一挥，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他。邓通籍此私铸铜钱，“邓通钱”遍布全国，而他的财产也因此超越王侯。（《史记·佞幸列传》）后来七国之乱的头子吴国，也是“即山铸钱”狠狠地发了一笔。

这种民间铸币滥行，使得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一，物价膨胀，诈伪肆意，管理十分困难：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汉书·食货志》）

对于统一的汉王朝来说，既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币制改革，为汉武帝所采纳。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各地私铸的钱币需销毁，由朝廷授权上林三官铸造新的钱币——“五铢钱”。在此次之后，五铢钱得到大规模使用，一直到唐代以后才退出流通的舞台。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五铢钱，多达300余万枚、重达10余吨。来源/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尽管这漫长的七百余年中，五铢钱曾遭受过新莽“禁五铢、行新钱”的挑战，却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铸五铢的例子也很多，而历朝铸造的五铢钱，在市场上也有混用的情况。蜀汉政权曾经发行过“直百五铢”，这种五铢的重量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是百倍，这就使得蜀汉政权能够以等量的铜换取以往三、四十倍的物资和铸币，果然，数月之间，蜀汉府库迅速充盈起来，为诸葛亮北伐等一系列对外作战奠定了财政基础。当然，这种抬高货币的价值而掠夺民财的做法，长此以往造就的经济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萧梁时期，梁武帝铸梁五铢，又铸造没有外郭的另一种钱币，称为“女钱”，并且多次颁布诏书，要求全国只能适用这两种新铸造的钱。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民间流通依然以旧钱为主，“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有不少都是前朝铸造的五铢钱种类。（《隋书·食货志》）此外，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的五铢，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等。